01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机制

研究背景：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不仅要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的难题，还要应对乡村治理方面的挑战。宗族自治和村民自治、政府行政治理、乡村精英治理是我国主流的乡村治理机制，上述单一的主导制度在我国过去的乡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来看，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多种制度逻辑（宗族逻辑、国家逻辑、党组织逻辑、市场逻辑、公司逻辑），且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性关系，影响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研究过程与发现：文章运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以两个典型的乡村旅游村（山东中郝峪村、陕西袁家村）为例进行了归纳式案例研究，通过利益相关者访谈、文献文本资料收集等方式建立资料库，将中郝峪村和袁家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分为3个阶段（上图），并提出了乡村多元治理逻辑演化的整合模型，依据制度逻辑理论细致地展现了乡村治理在乡村从贫困走向振兴和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发展演化及其作用。

在两个村庄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宗族逻辑约束着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国家逻辑重点关注区域发展和公共事业，党组织逻辑发挥重要带领作用，市场逻辑关注各商户的市场地位，公司逻辑则关注企业地位并通过雇佣关系约束管理员工。两个案例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其制度逻辑演化有相似之处，也有所区别。首先，党组织逻辑和国家逻辑的主导在村庄发展的初始阶段均具有良好的指引动员和凝聚作用，在引入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原生制度逻辑与外来制度逻辑的融合并存。其次，在引进市场逻辑和公司逻辑的时期与契机方面，中郝峪村在初始发展阶段便引入市场逻辑发展乡村旅游业，为解决农家乐商户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成熟发展阶段引入了公司逻辑；而袁家村在初始发展阶段创建村办企业引入了公司逻辑，转型发展阶段为发展乡村旅游引入市场逻辑，成熟发展阶段为平衡商户间的利益和实现共同富裕再次引入公司逻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范围方面，中郝峪村在成熟发展阶段实现了村民收入提升和收入差距减少，对周边村庄影响较小；袁家村在发展初期就实现了收入提升，到成熟发展阶段已经将影响辐射到周边乡村，实现较大范围的共同富裕。

总的来说，两个村庄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在党组织逻辑、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公司逻辑和宗族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以党的领导、基层民主决策、村庄业态规划和股份制合作为重要路径，实现了提升乡村收入和乡村文明，并不断扩散其影响。初始发展阶段，国家逻辑、党组织逻辑和宗族逻辑共同作用，提升有关乡村发展的决策水平；转型发展时期，市场逻辑的进入与宗族逻辑和国家逻辑产生冲突；成熟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主体的能动性促进各种外来制度逻辑与原生宗族逻辑的深度融合；形成多种制度逻辑共存的治理格局，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02因地制宜而非普适道路：起点——动力

研究背景：21世纪以来，政策利好和市场需求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乡村旅游也逐渐成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但乡村旅游地的盲目开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聚集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那么，乡村旅游是否是各地乡村发展的普适道路？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否具有普适路径？如何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

研究过程与发现：文章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法，从自然地理和经济社会两方面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起点”即乡村初始核心资源，决定乡村在旅游发展初期的道路选择。基于起点不同将乡村发展路径划分为：景区依附型（依托有名景区）、文化遗产型（依托历史文化遗产）、新型三农型（依托新型乡村产业与农村建设）。“动力”即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外源因素。早期发展阶段，自然地理因素（自然基础、地理区位）是主要限制性角色；乡村演化新阶段，社会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包括文化基底、产业基础、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交通发展、政策支持。

研究发现：（1）三类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全国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异特征。景区依附型是主要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类型，呈现京津冀和长三角热点区；文化遗产型在华东地区南部是热点；新型三农型在京津冀、长三角形成热区。（2）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包括：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基地、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条件则存在显著差异。景区依附型主要外源条件是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外源条件是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外源条件是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

总的来说，乡村旅游发展并不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普适道路，资源禀赋是显性门槛，决定乡村旅游的起始发展路径，而外源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是保障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隐形门槛，并因发展路径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

03乡村旅游地如何高质量发展：外部条件+内部动因

研究背景：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耦合效应明显，促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任务。已有对乡村旅游发展道路的研究普遍认为乡村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区位、外部投资、市场需求等外部条件，鲜少考虑乡村自身的能动性。此外，已有研究大多选择拥有高品质旅游资源的案例地，但更多乡村拥有的旅游资源资质平平，如何促进后者的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即对于乡村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如何能够跳出资源禀赋的限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哪些路径？

研究过程与发现：文章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程度”为结果变量，根据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供需匹配、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产业高效四大原则，梳理出旅游资源吸引力、配套产业要素完备度、活动项目创新力、市场营销影响力、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度、旅游地管理有效力6个条件变量。选择不具备高知名度、不具备优质A级景区的宁波19个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作为典型案例地，采用宁波市文旅主管部门2019年底对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进行验收复核的专家评价数据测度条件变量，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组态分析。

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仍是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旅游资源吸引力”可由“市场营销影响力”和“活动项目创新力”替代；“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度”与“旅游地管理有效力”具有强化的互补关系，隐含了乡村旅游市场的规模化发展背景。（2）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应从体验对象向体验场域深化拓展，“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魅力所在。（3）代表“静”的“生活场域”和代表“动”的“活动场域”是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两类体验场域建构路径，前者满足旅游者的旅居需求，后者迎合现代休闲趋势。对于资源丰富的乡村，因地制宜发展“生活场域”型乡村旅游比较容易；对于资源欠缺的乡村，就需要发挥乡村能动性，以各类创新型活动带动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结语

文章1以两个典型乡村旅游村作为案例地，开启了对共同富裕内涵及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研究，明确乡村共同富裕要重视原生制度逻辑与外来制度逻辑的兼容性发展，因地制宜选择发展路径，并强调党组织逻辑和精英治理的重要作用。文章2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再次揭示了乡村旅游发展不是普适路径，需要先走特色发展路径再向多元转型，但并未将内源因素纳入分析过程。文章3则选择旅游资源不那么出众的案例地，综合考虑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因，探索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组合路径，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为普通乡村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理论参考。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具有良好的耦合效应，乡村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同时关注多种制度逻辑的兼容性发展，以实现产业、人才、组织、文化、生态等的全面振兴，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

来源：转载于网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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