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举世瞩目……。汹涌的城市化浪潮拍打着这片神州大地，仅用30年,中国奇迹般地走完了西方200年才走完的城市化道路，一项调查标明，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3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大跃进”现象已经集中显现。“大跃进“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的城市化就像是一辆加速度的列车，飞驰在世界版图之上。曾经，这辆列车承载了国家理想，装载着GDP的使命，改变着国民命运，现在，我们的城市正遭遇“成长的烦恼”。
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文化保护、就业压力等世界通行的“城市病”在中国集中爆发，当下的中国，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性矛盾，而城市正是这些矛盾＊为集中的地带。城市大跃进背后隐藏的弊病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中国城市的出路只有一条——深化变革。庞大的城市列车必须整编内部器件，并在度过磨合期以前保证其在正常轨道行驶。
从消灭“土地泡沫”开始抑制“大跃进”
当前，土地财政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出租出售城市土地资源，用土地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筹措资金的方法成为城市大跃进的**动力。很快，运用这种模式迅速推广开来。在很多地方，土地财政早已超过第一财政。
土地财政，＊早是从香港学过来的。但香港是土地私有制，政府要先收购私有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才能出让。而大陆是土地国有制，往往凭借公权力和专政机关力量强行征地拆迁，低价收购他人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是公平交易，以此牟取暴利，造成民怨沸腾。而且这种主要依靠“土地财政”建立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将数十年后的公共财政收入提前收了，一旦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结束，可供开发的土地日益减少，未来的公共财政状况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土地财政虽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却不可能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链供给。2010年至2014年，中国政府出台史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国十一条》《国十条》《国五条》《国八条》及房地产试点全面铺开。北京推出了外来人口连续5年缴税限购政策，被外界解读为北京调控城市人口增长的手段之一。一系列组合拳打的久高不下的楼市成交量调头下挫,消灭泡沫漫天的楼市背后，彰显的是政府斩断暴发户式城市发展模式的决心。
城市二次起跑，发令枪已响
当城市砍断了土地经济的长腿，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首要考虑的问题。从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出发，在城市资源承载力和辐射力、聚合力等要素基础上，对城市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这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既要考虑眼前利益，更要考虑长远利益；在空间上，既要兼顾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更要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佳结构，以使城市综合效益**化。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于城市资源，城市资源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两大部分。改革开放前30年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的城市依靠贩卖有形的土地资源来推动城市发展。如广州的“实物地租”、天津的“以房带路”等，都是提升城市价值的主要手段，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化构建无形城市价值——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品牌价值的过程就犹如张弓搭箭，只有张满弓，才能保证“箭”的速度与射程。这张弓的辐射面主要包括三个角力点：战略定位、城市营销、产业集群。
战略定位指引城市跨越发展
战略就是选择，从中国3000多个市县从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准城市未来的坐标，为城市的未来指明道路，找准方向。当中国高速迈向城市化进程时，总会有一些榜样脱颖而出，这些榜样的成功让改革者澎湃，让保守者动摇。曾经偏安一隅的西南重镇——成都就是这样的典型。从雄踞“西部之心”的战略目标到“世界田园城市”的发展定位升级，成都始终走在西部各城市的排头，并与重庆、西安形成了新西部三足鼎立之势。成都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集中梳理了城市自身资源，在大资源的基础上作出清晰而长远的战略目标规划，将战略目标转化为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站在全局上的高度上进行战略定位与管理，“不谋全局不足谋一隅”很难想象，一个地区没有战略高度的眼光对其发展是非常致命的。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已经形成了三大城市经济圈——京津唐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这三大城市圈，面积不到中国的10%、人口不过20%的国土上，却聚集了每年中国新增财富的70%，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实力的创富平台，也是中国城市化起步＊早、发展＊成熟、**规模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担负着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三大城市群都无一例外地处在东部地区，占国土面积2/3的西部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成都踩中了这样的天时优势走向了中国城市的历史舞台。
大城市站在大时代的格局上定位着自己的坐标，中小城市也在找寻灵魂的路上相继出发。早在2006年，位于重庆西南的***贫困县武隆县就开始着手引进城市品牌战略架构体系，并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南方喀斯特地貌为根基，提炼“地心之城”作为城市品牌的战略定位。武隆人敢想敢干，贫困了数百年，其智慧、勤奋集聚到了喷发的临界点。于是，力邀张艺谋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开排《印象武隆》，承办国际三大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之一的武隆山地户外公开赛，这些创造性的举动为武隆城市品牌价值的深化浇注了坚实的根基。一系列战略策略的落实令这个昔日的贫困县，成为了中国旅游的新热土，全国旅游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成都、武隆这些城市为什么都在一夜之间会变成举国城市学习的楷模？中国城市经济的新一波行情为什么偏爱这些曾经备受冷落的城市？城市战略究竟如何制定？天时、地利、人和这句古老的中国话可以说是成都、武隆等城市战略定位成功的**注解。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不懂得天时，不具备超常规发展的可能；不洞悉地利，英雄无用武之处；但如果具备了天时、地利而没有人和，也不会受到机会女神的青睐。挖掘城市战略定位，既要看清楚目前的城市发展形势，还要善于整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
城市营销激活城市辐射价值
“城市营销”概念＊早来源于西方的“国家营销”理念。菲利普·科特勒在《国家营销》中认为，一个国家，也可以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国家营销已经开始……
城市辐射力和扩散功能是决定一个城市价值的标签，城市品牌知名度是决定城市聚合能力的根本，是促进城市人流、物流、才流、信息流等要素流通的关键。城市营销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现代市场营销手段，向目标受众或目标客户宣传或兜售。对城市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进行系统的策划与整合，以求找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路线，通过树立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广泛吸引更多的可用社会资源，从而**价值的激活城市的无形价值“城市品牌”。
城市营销通常有两类方式，一是高举高打的资本轰炸法，花大价钱投放媒体广告，而大部分“财力不济”的中小城市只能选择事件营销。事件营销能避开国内媒体近年来收费居高不下的状况，为城市节约大量的宣传成本。事件营销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传播效果，甚至能让许多中小城市一夜成名。近年来，中小城市在经营城市品牌的道路上走地磕磕绊绊，但也不乏悟性高明的城市决策者。
2010年4月，一座叫春的城市——宜春在网络上引发轩然**，这句被评为“史上＊雷人的城市广告语”，为这座昔日名不见经传的中部城市带来了****的关注度。2010年10月，持续十年之久的襄樊改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60岁的“襄樊”让位于2000岁的“襄阳”。城市改名的**的原动力来自于城市知名度的提升。为提高城市知名度，各城市使劲浑身解数，但大部分却只是昙花一现，甚至招致“千古骂名”，＊终难以摆脱“一次性经济”。
2010年末，西南**规模的徒步赛事在攀枝花盐边拉开帷幕。倾全县之力打造中国二滩至泸沽湖国际山地徒步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近300名选手报名参与。近50家主流媒体央视、旅游卫视等更是自主地争相报道关注了这项赛事。在不到30天的赛事筹备、组织执行过程中，攀枝花盐边品牌知名度迅速覆盖了西南，为该地的旅游休闲产业带来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事件营销是诱惑亦是风险，做一次成功的事件营销，城市要处理好两大关系、三大效益的评估。两大关系即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现阶段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三大效益指的是具体效应、裂变效应、辐射效应。只有处理好两大关系、三大效益，才能真正释放城市营销的原子核效应。
产业集群凝聚城市内在动力
城市树立宏伟的战略目标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短期炫耀的资本，如果没有实质性的产业支撑，还是无法掩饰城市发展的乏力、彷徨和不安，唯有具备自主造血功能的城市产业集群才充满着活力与生气。
城市品牌的价值要释放，必须需要自己的主题，自己的主导产业。在给城市产业定位既要立足于城市的资源特色，又要有超前的眼光，拿来主义的气魄，构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前者不要求自己什么都能做，关键要搞明白是城市的优势、长处个性之所在，什么产业都发展可能什么都发展不起来，长春定位于汽车与电影，南通定位建筑，上海定位金融，昆山定位电子，宁波定位于服装，海南定位于旅游产业、绿色农业、高效农业，产业定位都是十分清晰，海南的博鳌，黑龙江的亚布力等都是一夜成名的例子。
曾经的海南博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但由于“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会议经济搞好了，又带动了房地产、旅游、餐饮业、交通业等相关产业，使得博鳌一夜之间成为东方名城。
一个城市不但要有一个、二个主导产业，而且要不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如哈尔滨的冰雪产业，桂林的旅游产业，北京的会展经济，长春由于汽车产业形成的气魄等，都是由于龙产产业的自组织带动效应，从而久而久之成为一个产业集群。
城市的产业定位是不断演化的过程，有时由于市场经济环境的演变，使得城市的配套产业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从幕后走向前台，形成新的产业格局。如常州的卡通智能城，从原来的纺织生产基地转变到卡通现代产业，使得城市再次焕发活力和升级。江苏的苏南模式是加快整体产业集群转型的重要模式，这也是江苏省一跃进入4万亿俱乐部，经济汹涌澎湃的原动力。
当下的中国城市，正在经历着一种由内而外的质变，面临着脱胎换骨般的“全面转型”。其大背景，一是向市场经济的整体转轨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二是对外开放步伐加大与经济全球化的呼应所凸现的地区发展的落差效应；三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社会心理预期所强化的竞争意识；四是后工业化时代来临，可持续发展模式带来整体思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城市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得不在第二次起跑线上找到一条快速超越的制胜大道。
城市营销不单是大城市的事
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取决于他的目标，一个城市应对新时代的对策，取决于其领导人的抱负。2015年是中国实现整体产业转型的攻坚之年。北上广等一二线大型城市刻意降低城市GDP目标，加速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但代表城市中坚力量的中小城市，他们能否从土地财政迈向品牌经济才是整个中国城市转型的关键。
中国城市，已经到了从运营“有形资产”城市土地到“运营无形资产”城市品牌的时代。作为中国333个地级市，2800多个县城市管理者，站在新一轮发展的起跑线上，第二次起跑的发令枪已响，路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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